李贽之死

李贽是晚明思想启蒙运动的旗帜，一位以“奇谈怪论”闻名天下的狂人和奇士。他崇尚真奇，鼓倡狂禅，揭露封建社会“无所不假”、“满场是假”的虚伪现实，反对儒家的泛道德主义，建立了以“童心说”为核心的新思想体系。他的学说使他处于时代矛盾的焦点上，在朝野引起了激烈争论，以致于理解他乃是理解晚明政治走向、社会风尚和思潮变迁的一大关键。他被迫害而死的万历三十年，乃是明王朝真正失败的一部总纪录。

李贽是当今中国学术界公认的晚明进步的思想家。以往的说法是，李贽是被封建统治者迫害而死的。不错，他是死在皇城的牢狱中，是万历皇帝亲自下令将他逮捕究治的。从这一视角看，他无疑是被封建统治者迫害致死的。但细一考究，就觉得这种说法不完全对了。向万历皇帝告发李贽的，是被我们称之为“早期市民阶层的经济政治利益代言人”的东林党人。而这些东林党人，作为晚明历史舞台上的一支主张改革的政治力量，在迫害李贽的同时或以后的一段时间内，也纷纷被封建统治者迫害而死。先整人，接着又被人整；先害人，接着又被害。究竟东林党人与李贽有什么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有什么非诉诸政治权力来解决问题不可、非将李贽置于死地而后快的利害冲突呢？

问题还是出在要不要维护儒家的纲常名教和道德伦理至上主义上。李贽反对儒家的“君子之治”而提倡“至人之治”，反对儒家的道德伦理至上主义而提倡社会功利主义，而泰州学派的耿定向和东林党人正与此相反。在这种冲突中，就已蕴涵了在“五四”时期凸显出来的一切现代冲突的萌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都认为孔子思想不适应现代生活，而东方文化派和现代新儒家虽也主张经济社会方面的某些改革，但却要维护儒家伦理和道德伦理至上主义。而无论是当年的耿定向和东林党人，还是1949年以后跑到台湾去的现代新儒家中的个别人，都不能摆脱借助政治权力来压制思想异端的孔家的传统态度。

李贽与耿定向在是否“以学孔子为正脉”、要不要维护儒家伦理问题上的争论，在当时传播媒介还很落后的中国，却迅速地扩散了开来，并且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管东溟说：“好事者……以天台师与李卓吾之对立，引以为话柄，传唤四方。”

在朝廷中，一部分官员支持耿定向，另一部分官员则为李贽辩护，两部分人之间大有水火不相容之势。周思敬侍郎作为李贽的朋友，同时也是耿定向的朋友，便在其中充当和事佬的角色，调停于两派之间，以求息事宁人。但这种调停并不能解决两派思想路线的分歧。我们看先后保护过李贽的那些人，有总督（如原任云南洱海道佥事顾养谦后来任蓟辽总督，又如漕运总督刘东星）、巡抚（如大同巡抚梅国桢）、御史（如马经纶）、侍郎（如周思敬，刘东星亦曾任吏部右侍郎）、新科状元（如焦，于万历十七年殿试第一）；“己亥庚子间”（万历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间），朝廷中崇拜李贽而时常在一起聚会的官员有“楚中袁玉太史（袁宗道），同弟中郎（袁宏道），与浣上吴本如，蜀黄慎轩，……浙中陶石蒉（陶望龄）”等人。他们“旬月必有会”，以至“高明士夫，翕然从之”。由此可见，李贽的思想不仅在与他同辈的高级官员中，而且更在相当多的一批年轻官员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和共鸣。

李贽的学说在民间的影响更大得惊人。

沈瓒《近事丛残》说：（李贽）“好为惊世骇俗之论，务反宋儒道学之说。……儒释从之者几千万人。其学以解脱直截为宗，少年高旷豪举之士，多乐慕之。后学如狂，不但儒教溃防，即释宗绳检，亦多所清弃。”

朱国桢《涌幢小品》说：（李贽学说）“最能惑人，为人所推，举国趋之若狂。”“今日士风猖狂，实开于此。全不读‘四书’本经，而李氏《藏书》、《焚书》，人夹一册，以为奇货。”

沈《李卓吾传》云：“载贽再往白门（南京），而焦以翰林家居，寻访旧盟，南都士更靡然向之。登坛说法，倾动大江南北。北通州马经纶以御史谪籍，延载贽抵舍，焚香执弟子礼，而燕冀人士望风礼拜尤盛。”

封建统治者的神经是脆弱的，他们既不能容忍民间有这种比官方意识形态更有影响力的思潮存在，更不能容忍这种新思潮渗入统治集团内部，动摇那定于一尊的孔孟之道、程朱理学的意识形态统治基础。

李贽的学说使他处于万历年间中国社会时代矛盾的焦点上。这一焦点就是：是继续维护封建的泛道德主义、用“死的”来拖住“活的”，还是冲破封建的泛道德主义、用“新的”突破“旧的”、替朝气蓬勃地创造自己的新生活的人们开出一条新路？

李贽要用自己的双肩顶开黑暗的闸门，放久被压抑的人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但过于沉重的黑暗的闸门却非李贽的铁肩所能顶住，它使李贽感到生命不能承受之重。这黑暗的闸门终于在一种莫明其妙的力量的驱动之下落了下来，夺去了李贽的生命。

万历三十年（1602年）闰二月乙卯这一天，著名的东林党人、礼科给事中张问达给万历皇帝上了一道专门弹劾李贽的奏疏。在这份奏疏中，张问达使用了大量耸人听闻的谣言和污蔑不实之词，必欲将李贽置于死地而后快。奏疏原文如下：

李贽壮岁为官，晚年削发，近又刻《藏书》、《焚书》、《卓吾大德》等书，流行海内，惑乱人心。以吕不韦、李园为智谋，以李斯为才力，以冯道为吏隐，以卓文君为善择佳偶，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狂诞悖戾，不可不毁。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简，与无良辈游庵院挟妓女，白昼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至有携衾枕而宿者，一境如狂。又作《观音问》一书，所谓观音者，皆士人妻女也。后生小子，喜其猖狂放肆，相率煽惑。至于明劫人财，强搂人妇，同于禽兽而不之恤。迩来缙绅大夫，亦有诵咒念佛，奉僧膜拜，手持数珠，以为律戒，室悬妙像，以为归依，不知遵孔子家法，而溺意于禅教沙门者，往往出矣。近闻贽且移至通州，通州距都下四十里，倘一入都门，招致蛊惑，又为麻城之续。望敕礼部，檄行通州地方官，将李贽解发原籍治罪。仍檄行两畿及各布政司将贽刊行诸书，并搜简其家未刻者，尽行烧毁，毋令贻祸后生，世道幸甚。

这份上疏，前面列举了李贽的一些言论，都有事实根据。至于“尤可恨者”一句以下，则是张问达发挥其想象力编出来的。什么大白天与妓女在一起洗澡，什么勾引士人妻女抱着枕头被单到和尚庙里去睡觉，乃至于在李贽的煽动下发生了拦路抢劫、强奸妇女的行为等等，仿佛李贽真是一个不仅道德极其败坏、而且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关于李贽的思想言论，张问达仅要求朝廷下令将其书籍焚毁了事，至于“尤可恨者”以下的各种罪名，则是非逮捕法办不可的了。

然而，上疏到了万历皇帝那里，性质却发生了变化。万历皇帝尽管贪财好色，但有时他的头脑还算清楚。他认为，像李贽这样一个连正四品的官、甚至更大的官也不愿做的人，不可能生活得那么放荡，因为一个生活放荡的人尽可以享受“名教”中的“乐地”，不仅家里妻妾成群，而且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合法”地找官妓相陪，何况李贽已是风烛残年，不可能那么放荡。万历皇帝似乎也明白，在男女关系上造别人的谣乃是官场上攻击别人的惯用手法，所以他对那些关于李贽的“桃色新闻”似乎也并不介意，而李贽离经叛道的思想言论则是他绝对不能容忍的。因此，他决定以“敢倡乱道”的罪名将李贽逮捕治罪：

李贽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便令厂卫五城严拿治罪。其书籍已刻未刻，令所在官司，尽搜烧毁，不许存留。如有党徒，曲庇私藏，该科道及各有司，访奏治罪。

万历皇帝的政令只有在迎合官僚集团的要求时才是畅通无阻的。于是皇帝的军队立即出动，奔赴北通州（今北京通县），从被削职为民的前御吏马经纶家中将卧病在床的李贽带走，关进了皇家的监狱。对他的审讯也是严格按照万历皇帝的意图进行的，只要他交待其“敢倡乱道”的思想言论问题，而丝毫也没有涉及关于他的桃色新闻。卧倒在皇家法庭堂前的李贽对此作了简短的申辩：“罪人著书多有，具在，于圣教有益无损。”奉旨审问李贽的大金吾笑这个老头子太倔强，不复再审，建议皇帝判将李贽递解回原籍监视居住。万历皇帝对此迟迟不作批复。而李贽，在此之前好几年就为自己选择了“荣死诏狱”的最后归宿。万历三十年（1602年）三月十五日，李贽在吩咐侍者为他剃头后取刀自割咽喉，血流遍地，尚未断气。侍者问他“痛否？”李贽以指蘸血写道：“不痛。”侍者又问：“你为什么要自杀呢？”李贽又写道：“七十老翁何所求！”三月十六日夜子时，李贽在狱中与世长辞。

将李贽这位杰出的进步思想家迫害致死的罪魁祸首，当然是作为东林党人头面人物之一的张问达。我们向来都承认，在晚明时期的政治斗争中，东林党人是代表早期市民阶层利益而与皇权相抗争的一个社会集团。这些人怎么会迫害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充当社会进步的前驱先路的思想家呢？或曰，东林党人中有“君子”，也有“小人”。可是，张问达恰恰是东林党人中享有盛名的“君子”之一。根据《明史》卷二四一的记载，张问达，字德允，泾阳人，与东林领袖顾宪成是同乡。万历十一年中进士，历官知县、刑科给事中、工科给事中、礼科给事中、右佥都御史巡抚湖广、吏部尚书等职。当万历皇帝派矿监税使对商民进行掠夺时，张问达上疏“陈矿税之害。”典试山东时，他见道中饥馑流离状，又上疏“请亟罢天下矿税”。万历三十年十月，他又乘天上出现星变之机，再次上疏请“尽罢矿税”。巡抚湖广时，正值万历皇帝大兴土木建宫殿，要湖广出420万两的皇木银两费，张问达又“多方拮据，民免重困久之”。这些事实，都证明了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官。然而，他与李贽又有什么冲突呢？李贽是最主张要关心民众生活的。他的那些最好的朋友，如袁宏道、汤显祖等，也都是支持东林党人的。为什么偏偏是张问达出来迫害李贽呢？

万历三十年对李贽的迫害，其实只是万历二十八年的那场迫害的继续。万历二十八年李贽在湖广被驱逐，他居住的芝佛院和他预备身后埋骨之塔被人放火烧毁，追随他的一批出家人也被逮捕法办。这样的大事件当然不是他的仇人雇佣一帮地痞流氓干得了的。迫害他的不是别人，而是赫赫有名、被东林党人引为同道、只因早死而未能荣登后来的“东林党人榜”的冯应京。冯应京也是晚明的一位不可多得的杰出人物，一位具有很多新思想的人物，一位对于晚明西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在他迫害李贽的事件发生不久，他也被万历皇帝下令用槛车从湖广押送到北京，投进了皇帝的监狱，出狱不久就去世了。

冯应京，字可大，号慕冈，嘉靖三十四年五月二十日（公元1555年6月8日）生于凤阳府盱眙县（今属江苏省），其父冯世登官广东顺德训导，故从小随父在广东。八岁时其父卒于官，随母伶仃归里。他从小接受的是程朱理学的教育。万历二十年（1592年）中进士，在吏部任职。同年秋，他以母老请假回家。次年，其母病逝。回想起母亲为了培养他读书做官而整整守寡30年的痛苦历程，应京十分悲痛。遵照《周礼》的规定，在他母亲去世后的三年中，他每天头枕土块睡在草苫上，三年不食肉，并且三年不进妻妾的房门。据《明儒学案》记载，他的老师是那位曾经因攻击内阁首辅张居正“不孝”而被廷杖打瘸了腿的著名的东林党人邹元标。

晚明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万历皇帝也“一切向钱看”了。他要积攒自己的小金库，便派太监到各地去充当税使。派到湖广的太监陈奉“播恶楚中”，民怨沸腾，屡次发生武昌和汉阳的市民围攻陈奉税署的事件。朝廷恐湖北的事态扩大，于万历二十八年擢冯应京为湖广按察司佥事，职司兵备，分巡武昌、汉阳、黄安三府，以便随时对可能发生的市民暴动加以镇压。冯应京到湖北，了解到陈奉的种种罪恶，于是便在他所管辖的武昌、汉阳、黄安境内捕治陈奉的爪牙，并且上疏万历皇帝，列举陈奉违旨诈赃、杀人无数、聚盗耀兵、僭妄无君等九大罪状。这件事使冯应京在湖北人民中享有了崇高的威望。然而，冯应京这样做，本身就违背了万历皇帝派他去湖北的初衷：派他去湖北是要他去镇压人民，而他却反过来为人民说话，严重地干扰了税监陈奉为皇上聚敛私人财富的行动。于是龙颜震怒，以抗挠凌辱钦使的罪名，先将冯应京降职，进而又将其削职为民，再进而又传旨将冯应京逮捕押送京城治罪，派缇骑从北京直驰武昌捉拿冯应京。万历二十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当驰抵武昌的缇骑给冯应京穿上囚服锁入槛车向北京进发时，武昌市民相率呼号，喧聚庭道，使囚车不能行进。税监陈奉便派人到大街上去贴出告示，宣布冯应京的罪状。这更是火上加油，引发了武昌的数万民众围攻陈奉公署的事件。直到天黑的时候，由坐在囚车中的冯应京亲自向市民们“晓以大义”，拦截囚车的民众才惭惭散去。

然而，冯应京在湖北也干了一件大坏事，这就是迫害李贽。在湖北，他作为由朝廷派到地方上去任职的省级官员，必须依靠地方上的豪绅地主来维护县以下城乡社会的秩序。而黄麻一带的官绅被李贽骂过的并不在少数，这些人散布有关李贽的桃色新闻，说他有伤风化。加上冯应京本来就视佛教为异端，而李贽又是一个弃官削发出家之人，这一切，激发了冯应京维护礼教、抵排异端的一腔“正气”。于是他便利用职权，策动了焚毁芝佛院、逮捕李贽的追随者并驱逐李贽的行动。这一年，李贽已经74岁了。

说来冯应京的这一手也是够狠的。从思想观念上来看，冯应京在许多问题上又并非是正统道学家。他在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中被列为江右王门的最后一位学者。他的思想与李贽亦有许多一致之处。李贽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冯应京亦以“学求有用，不事空言，为淮西士人之冠”。李贽重视工商业，冯应京在其《月令广记》中亦讲“工商皆本”。李贽注重军事，关心国防，冯应京亦慨然有从戎之志。李贽虽然削发出家当了和尚，但却不肯站在佛教徒一边反对刚刚传入的基督教，反而与西方传教士利玛窦成了好朋友，帮助利玛窦宣传基督教伦理，而冯应京正是在湖广才读到了李贽传抄散发的利玛窦的《交友论》，深为叹服，乃欣然为之作序刊刻。其序言所云“东海西海，心同理同”更成为至今传诵的名言。冯应京并且还派人去南京找利玛窦；冯应京入狱后，利玛窦多次去狱中探视，与他畅叙。可见，李贽与冯应京都是利玛窦的好朋友。以今天的眼光看，冯应京根本就不应该迫害李贽。但在冯应京的心中，封建的道德伦理是至上的。他不能容忍李贽对礼教的批判，更何况当时在黄麻的官绅们都说李贽伤风败俗呢？

以“道德法庭”害人的冯应京和张问达，都未能逃脱同一个“道德法庭”的制裁。

冯应京要得民心，就不能不违背万历皇帝的意图，这就违背了儒家的“君臣大义”，——尽管儒家在君臣问题上也有许多自相矛盾的说法，——毕竟是“君为臣纲”呵！万历二十九年九月二十三日，冯应京被一路押送到北京后，万历皇帝下令将他送镇抚司“著实打问”。直到万历三十二年九月乙丑（1604年10月10日）发生了客星之变，皇帝惊恐，数日后下旨释放诸囚，冯应京才被释放，回到如今的江苏洪泽湖畔的盱眙故里，此后仅过了一年多，在1606年的2月26日（万历三十四年正月二十日）冯应京就病死了，年仅52岁。

张问达疏劾李贽，导致李贽惨死诏狱。如今一般人都不知道张问达是东林党人。现今任何一本中国思想史书和历史书也都不提张问达是何许人，他似乎成了迫害李贽的“封建统治者”的化身。殊不知张问达本人也是被封建统治者迫害致死的。天启五年（1625年），御史周维上疏弹劾已经退休回乡的张问达“植党乱政”，另一御史牟志夔也上疏弹劾张问达有贪赃行为，要求对他绳之以法。天启皇帝令张问达捐白银十万两作为军饷以换其一条老命。张问达是江南的官绅富户，但要他一下子拿出十万两白银来确有困难，于是张问达被活活气死，几乎全部的家产都被充了公。

这是那个时代的悲剧。无论是李贽，还是迫害他的冯应京、张问达，都只是封建的道德伦理至上主义的牺牲品。所不同的是，李贽觉悟了，所以要冲决封建道德的藩篱而努力建立一种适合时代要求的新价值观；而冯应京、张问达却至死不悟，因而益发可悲，也益发令人深思。